艾利森和他的“修昔底德陷阱”(上)

2019-02-15 22:02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来了,带着他的传播数年的立论而整理成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以下简称《注》)来到中国,并在在上海、北京等高校和学术机构宣讲、座谈,据说还进了中南海。

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中国学界引起影响,远不如他的观点引发的震荡,自陷阱理论提出后,在中国最不济也给民众普及了古希腊的历史知识。估计从2014年他用“修昔底德陷阱”定位中美关系后,讨论、驳斥的文章太多,该说的都说完了,却掩盖不了中美关系一直下滑和前景不明的事态。

按理说艾利森的中国之行,应该有一种预判正确的优势,但艾利森不愧为曾经的白宫高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面对自己在中国被驳斥已久的理论,并不因当下中美关系风波凸显的前瞻性而带有胜利者的喜悦。他说话总是那么圆润得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倡导绥靖,也不是鼓吹战争”“只是用一个可能性,选择去创建一个对多样性更包容的安全世界秩序”。

总之,艾利森的观点和中国之行就如街头突发的一场冲突一样,大家纷纷介入劝解,没想到当事人也积极辩白,说我跟你们的想法一样,一时间预期热闹的场景马上变得无话可说。虽然书名也有点不好理解“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前面已经是命定的战争,后面又要规避,完了还加一问号,当然按艾利森的说法,他也无奈,说是编辑为出版发行的考虑而故意为之。抛开种种质疑,艾利森的意思就是我发现了一个“陷阱”,你们不要去踩,前面已经有很多人掉进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一起规避这个陷阱。

仔细体会,总有一些不对,既然是陷阱,为什么要掉进去?既然掉进去是“DESTINED”(宿命),那又怎么规避呢?关键的问题还是艾利森把学术知识和实际政治进行了时代误植而导致了功能倒置。本来应该是理想的丰满指引人们对当下现实骨感进行改变,但艾利森却试图用骨感的理论,去指引大家寻求丰满的现实。为说明这一观点,了解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妨从三个层次进行:首先修昔底德陷阱能否由理论上升为定律;其次,当前“骨感”的中美关系,能否借陷阱寻求“丰满”的前景;最后是谋略与智慧的分野。

修昔底德陷阱是理论还是定律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并非修昔底德(Thucydides)本人所创,而是由格雷厄姆•艾利森首先提出。他借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的原因——“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的论述,指出崛起国实力上升引发主导国恐惧与忧虑,两者间往往以战争收场。然而学术界却一直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提法的严谨性,很多学者对此持质疑态度。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梅里登•瓦拉尔(MerridenVarrall)在《“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两方才能成立》一文中就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表示:“在我看来,随意应用‘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二个问题是当前人们对修昔底德理论的理解是前后颠倒的。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不是崛起大国对现存大国构成的威胁,而是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大国——雅典帝国持续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政策,以及较弱的国家(斯巴达)对强国把目标对准自己的担忧。把这层含义翻译到当前语境下便是中国担忧美国的不断扩张。”“这是在咬文嚼字吗?并不是的,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有影响力的人物误读历史,他们便会在崛起大国威胁取代统治大国时主张‘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的亚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教授认为艾利森只是从字面上理解了修昔底德的意思:当类似雅典的崛起国威胁类似斯巴达的守成国时,战争(有时)会爆发。然而这种情况是很难做到的,并且很多历史事例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当时的日本无疑是崛起国,而美国相当于守成国,一贯警惕的美国人为了消除日本的威胁而出击了么?并没有。在当时世界战火四起时,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对于日本袭击珍珠港倍感惊讶,认为日本的行为“臭名昭著”。

再比如1930年的德国,当时德国无疑是崛起且危险的大国,然而法国、俄国、英国以及其他受到威胁的大国并没有形成联盟来对抗德国,因而苏联才最终选择与希特勒联合,而不是选择与之对抗。亚瑟认为,历史上有很多特例情况,而艾利森教授只使出一半的力气去寻找这些特例。

在严肃的历史学者看来,修昔底德本人对于战争原因的总结本身有失偏颇,因此艾利森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并不存在。政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更多的是将其当做一种警示性的抽象概念,而非历史规律的总结。

被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古典学家之一,耶鲁大学的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教授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证实并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在卡根教授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他谨慎但果断地推翻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想法:“我们的研究表明他(修昔底德)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发现,在公元前445年至前435年之间,雅典的实力并没有增强,而且雅典帝国也没有不停的扩张,事实上我们有充分证据显示它对现状感到非常满意。而在危机变得过于严重之前,斯巴达人也没有对雅典人表现出过分的担忧。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两个大国以及他们的盟邦本来可以一直和平相处下去。因此我们认为,引起战争的并非这些深层原因,而是那些在战争前夕发生的危机事件。”

“如果将引发这场战争的事件一一罗列出来,可以清楚地发现,所有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越来越少。但在每一个阶段,选择都不是唯一的。通过分析战争之间的这段历史可以发现,那些认为雅典与斯巴达无法达成持久和平的观点非常牵强,并无任何证据支持。”

中国希腊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的晏绍祥教授在回顾斯巴达与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的关系以后,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是斯巴达强加给雅典及其盟邦的,而并非修昔底德所在书中所说的:“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因为希罗多德(Herodotus)曾表示,斯巴达对雅典的政策,取决于雅典是否听从斯巴达的号令,而不是雅典是否对它构成威胁。

其实,现代不少学者在多方研究查证后发现,修昔底德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判断并不符合他本人以及其他史学家提供的历史事实。因为修昔底德著作历史地位以及学术影响,奠定了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修昔底德的普遍接受和推崇,使得国际关系学界因带有修昔底德而不加质疑和考证的接受,并据此进行不恰当的运用分析。在很多学者眼里,由于修昔底德本人对于战争原因的总结本身有失偏颇,艾利森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并不存在。政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更多的是将其当做一种警示性的抽象概念,而非历史规律的总结。

理论充满了争鸣,其意义在于不断接近和寻求智慧,定律在于检验,充满了必然如此的含义。把理论当成了定律,当定律出问题时,可以用利用理论的争鸣特质来为必然如此的定律辩护,理论的争鸣闪耀出智慧的火花时,就以智慧的正当去总结必然如此的定律。表面是双赢,实际是双失。

(本文首发于《多维CN》第42期名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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