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利森和他的“修昔底德陷阱”(下)

2019-02-22 22:22

漫长的历史与不长的中美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主要被套用于描述当前中美两国之间复杂的关系。中美关系的复杂不在于历史,而在于对历史的看法。当各自把对历史的看法投射给对方现在时,其说服力可想而知。尽管艾利森一再强调,愿意多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和观点,但他主要是倾听中国人对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提议,因为他对诸多的解决方案都不满意。

这里面就双方的思路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发现陷阱、进行规律的总结,进而避免陷阱。而我则可以质疑是不是陷阱?即使存在陷阱也可以规避和管控。尽管双方的落脚点都在规避陷阱,是一致的,但可以这样认为跟修昔底德陷阱没关系,中美关系并不因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与否而改善或变坏,艾利森用历史来警示中美关系,能真实描述或反映中美关系现状或未来么?他的做法表面上是因由学术总结或历史归纳,得出结论,实际是一种非常粗疏历史类比,是一种戴着学术帽子的谋略。

因此遭到了同行的严厉质疑,上文提到亚瑟o沃尔德伦教授就认为:艾利森教授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是很深,只是通过一些让他印象深刻中国的数字来论证:人口数量、军队规模、增长率、钢铁产量等等。他认为艾利森的著作构思糟糕,论证潦草的原因,大都因为他缺乏对中国足够的了解。

艾利森提供了一份展示中国伟大工业实力的统计数字,但中国经济中的巨大脆弱性他却并未在相关著作中提及。而这些经济脆弱性对于解读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比如,在中国,每标准能源单位可以生产价值33美分的产品,印度可以生产77分的产品。欧洲可以达到3美元,日本则是5.55美元。中国很贫穷,因为它浪费的不仅仅是能源,还有水资源,同时中国的生态还受到了破坏。

亚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社会本身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艾利森凭借自身经历及其对中国不甚深入的了解,将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综合实力相提并论,并预言中国与美国将爆发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判断是很不客观。

在研究方法上,艾利森也很不严谨,著作中的诸多数据,只是进行了列举,并未进行量化分析。对许多案例和历史事实选择性地使用:对自己论断有利的数据、经验材料他就使用,反之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将一些有限的事实从支持他观点的角度、方式来解释,缺乏严密论证和周密思考。在《注》一书中列举的案例大都带有这些倾向。修昔底德陷阱对政客或现场效应极为有用,如果是当做国际关系中的金科玉律则是这个学科一贯缺乏严谨理论的反映。

中美关系最本质的分歧是对各自历史看法的分歧。在不长的中美关系史上,美国认为他们一直在帮助中国的统一、民主、强大走向现代,而中国的看法则包含了着侵略、战争、殖民、霸权、正视、妥协、干涉等复杂内容。双方当前的任何摩擦、风波、对立都容易让各自的历史观出场对当下的状况进行解释。

由于中国历史观呈现出一种对普遍主义追求的特殊性,而美国史观则是特殊主义引导的普遍性,因此在双方表述的两国关系、世界安全的大原则上基本没什么区别,而在原则下的规则却大相径庭。如果再把问题引申到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多少少有些缘木求鱼的意思。

历史智慧与史观谋略

之前艾利森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恐怕就是在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的交叉方面,用决策理论分析古巴导弹危机,距离政治理论思想研究多少还是隔了一层。可以说,作为一个政治学者,艾利森并不完全符合要求。但是作为一个策士,很多观点、提法、论调都是要达到广泛重视的效果。策士的论调多是带有危险性、煽动性和迷惑性,以寻求广泛接受。

当年也是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预言"文明冲突论",在一片讨论声中,中国学者李慎之看到了"文明冲突论"下的难言之隐:"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艾利森有没有难言之隐呢?在他的《注》一书中总结出了十二方法,来规避陷阱。当然,他也承认没有一项能说服他自己,并希望大家一起寻求。不好说艾利森有没有难言之隐,但明显的短板是存在的,就是他提出了一个超越他决策学本行的问题,但还停留在决策的领域内找答案。也就是说谋略无法等同智慧,陷阱归陷阱,中美关系归中美关系,无论你的目的是多美好。看过《注》一书,并表示赞赏的白宫内阁级官员大都离职,因为特朗普(Donald Trump)本身就是一个精于谋略的人,谋略的工具性最终会掩盖灵光一闪的智慧火花。

那么历史能给我们什么智慧呢?

在正常国家意义上开始的中美关系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虽然有意无意把这一功勋归给伟人,但不能忽视的是当时的国际结构。罗西瑙(Jame N Rosenau)、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国际政治学者很早就详细分析过全球化迫使后发国家只有积极转变国内经济政策,并做得完美才能生存,否则就会被抛弃,这是政治理论的论断和智慧。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实际上不超出这个政治理论的论断。

与此同步的中美关系,呈现出这样的势态,中国以自己方式融入世界,美国以代表世界的方式接纳中国。即普遍主义追求的特殊性和特殊主义引导的普遍性。表面上在普遍主义的共同点上,双方都是一致,但经常遇到了是特殊性与普遍主义和普遍性与特殊主义正面接触。即经济经常面对政治,政治经常面对经济。

回顾1979年建交的以来的中美关系,不正是如此么。但双方都有意识的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当不可避免的触及核心敏感问题时,双方又能小心翼翼、浅尝辄止或是隔空喊话、存而不论。当然与世界融合到一定程度时,根本的核心问题是必须要面对的,这是原则和趋势,不能靠谋略的投机取巧。中美双方都如此。

策士们最好把谋略投到具体问题的执行和实施,不要把政治家感染为政客。直接点出面对问题的重要性和趋势,不需要借古人来修饰或制造噱头,否则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复杂,这话不只是对艾利森而言。

智慧在于常识,谋略善于修饰。国之道重智慧而不重谋略。

(本文首发于《多维CN》第42期名家栏目,作者系中国外交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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